咏卿说，2021年，她花费2.95万元通过婚介结识号称“北大硕士”的马某某，四年间被对方以结婚承诺、虚假项目等理由，让自己办理12笔贷款并借出个人资金，累计达200万余元。直到远赴马某某老家核实，她才发现对方早已成婚。 咏卿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2021年，她32岁，为解决终身大事，当年年初，她找到一家婚介公司签订服务协议，“支付了2.95万元会员费，婚介公司先后给我推了几名男士，有些没见面，有些见了，后来推的一个叫马某某的男子，比较合心意，婚介公司给的资料宣称该男子‘无婚史、人大工商管理本科、北大EMBA硕士学历、年收入60万元以上’。” 当年4月，她和马某某在婚介所第一次线下见面，“之后我们接触了有一段时间，他嘴特别甜，还总跟我规划未来——说要带我见父母、一起买房结婚，甚至提到他父母已经准备好婚房。”咏卿说她当时满心都是组建家庭的期待，完全放下了防备，当年5月，便跟马某某确定了恋爱关系，因为是奔着结婚去的，没过多久便同居，“确切地说是他来我住的地方，因为我工作很忙，他一周能来个一两次。” 让咏卿没想到的是，相处没多久，马某某就开始找各种理由“借钱”，“他主动对接银行、甚至叫银行放贷员上门服务，一步步把我往债务坑里带。”咏卿说，每一笔贷款都有据可查，包括当初他发来的聊天都有记录。“2021年6月7日，马某某首次带杭州银行工作人员到我公司楼下，要进行测试贷款额度，我刚开始是不同意的，他就说，他已经和银行说好了，不要得罪人，尽管我不情愿，还是配合他跟银行做了额度测试，当时没测出来，也就没贷成，但他并没有就此作罢。” “2021年6月30日，他说公司资金周转不开，跟我说‘只有最亲密的人才有最好的金钱关系’、‘不会让你有损失’，让我帮他贷款，后来在他的带领下，前往江苏银行北京安定门支行办了29.9万的贷款，取现22万转到了他的建行账户，剩下的也以‘借款’名义转给他；同年12月17日，他声称要投‘海南休博会’项目，又让我贷款，说他‘第一次求人’，愿意把房子抵押给我，又让我在民生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贷了30万，我分两笔转了24.9998万给他，但也没见有啥项目落地。”到2022年底，咏卿说此时已经贷款5笔，金额达139.60万元。 “我很反感这个事情，一直贷款，还不上钱，压力很大，生活充斥着焦虑不安。”咏卿说，一直以为他在做公司，创业不易，才选择信任并帮助他。 “之后几年，马某某更是变本加厉，一会儿用‘为幸福家庭值得辛苦’‘一起奋斗成家’的甜言蜜语画饼，一会儿用‘不贷款就分手’、‘除非你不想结婚’的狠话威胁，后来他全程帮我对接银行，还多次叫放贷员上门办理业务。”咏卿梳理贷款信息，从2021年6月到2024年9月，她先后在南京银行、华夏银行等12家金融机构办理了12笔信用贷款，涉及金额跨越200万元。 咏卿回忆道，“贷款的过程中，其实有银行的工作人员问我，这个钱是不是实际使用人是他（指马某某），我还没回答，他就抢着说不是，是我用。他还从我这里借走不少钱，连贷款跨越200万元，这个金额还不算所有贷款发生的利息。” 到2025年2月，马某某突然以“属相不合”为由提了分手，咏卿说她其实已有预感，从2024年9月最后一次贷款后，以她的资质再难以贷出钱来，她就感受到了马某某的冷漠和疏离。“我父母早就觉得他不对劲，清明节假期，我们一家人按着他之前给的地址，专程去了他河南驻马店老家核实，找了好久才打听到他家，他不在家，听当地村民说，他2019年就结婚了。” 咏卿回到北京后，便找马某某讨说法，“他当时答应每月给我还款，可从来没兑现过。”咏卿说，“2025年4月着手报警，马某某知道后就威胁恐吓我，还多次跑到我公司堵我，想逼我签虚假合同赖账。到了10月，银行起诉我，我再找他，他就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完全失联了。” “但报警也未能如愿。”咏卿说，2025年4月22日，她去丰台区南苑派出所报案，民警做了笔录，但后来说这属于民事纠纷，不予受理。之后她又补充证据，2025年9月5日，警方受理了。在咏卿提供的一份受案回执显示，咏卿报被诈骗案已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南苑镇派出所受理。但仅过了4天，她就收到丰台警方的不予立案通知书，理由是“经审查，没有犯罪事实”。 咏卿推测警方不立案的原因：“恋爱期间，马某某给我所谓的保障，我也想着为了让他按时还贷款，便按照马某某的要求，跟他签了相关合同和协议。” 咏卿提供给记者的相关证据材料显示，2021年6月至2023年3月，咏卿与马某某及某聚（北京）科技发展公司、浙江某适科技公司（两公司法定人均为马某某），先后6次同期签订劳务合同、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合伙投资担保协议书。 劳务合同中，咏卿初期任财务顾问，后均为市场外联，每日工作0.5-2小时不等，月薪从1000元至10000元，支付日期与合同期限各有不同；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约定，马某某将所持两公司相应的股权，以不同的价格转让给咏卿并代为持有，收益归咏卿所有。记者注意到，在所有的合伙投资担保协议中，仅约定咏卿向马某某的公司投资钱，但没有明确具体的投资项目（如具体业务、项目名称、投资方向等）。咏卿说，上述所有的所谓的法律承认的合同和协议，马某某都没兑现过，“每笔劳务合同中约定的月薪，是根据每个月需要了偿银行贷款本息金额而定，基本与月了偿金额一致。其实就是他拿我贷款给他的钱，然后每月转给我要给银行还的部分，后来他不转了，我也没能力还了，现在银行起诉我。” 记者从二人的聊天记录上看到，马某某和咏卿的聊天中，有对咏卿的日常问候，有对二人未来生活的向往，有二人各种约会的记录，还有一部分是游说咏卿，让她帮忙贷款，并给咏卿发各种投资文档，称公司上市，年目标几千万上亿等。聊天中，咏卿也多次表示债务已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不再提供贷款帮助，马某某会发更多的信息，来说服咏卿帮他继续办信用卡和贷款。而聊天中马某某的名字有多个，有叫某达的、有叫某凯的，银行转账上显示是某柱，对此，咏卿说，她问过马某某怎么有那么多名字，他说大师给他算的。 在咏卿梳理出来的贷款记录中，她总共给马某某转账50余笔。记者从中发现，有些流向了一个叫张先生的账上。咏卿说，据她了解，张是马某某的员工。 1月21日中午，记者联系到张先生，询问马某某给他转账的用途，张先生直言，“那些钱就是临时过个手，我一分钱没留，很快就转回去了。”张先生说，他也是受害人，被马某某骗了好多年。 张先生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他与马某某既非同事也非合作伙伴，两人2014年通过一场活动相识，“马某某说他自己不方便转账，让我帮个忙走个账，朋友一场我就没多想。”他解释，当时缺乏防范意识，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成了马某某转账的“工具人”。 谈及与马某某交往的经历，张先生无奈表示，马某某的骗术花样翻新，总能用“大饼”蛊惑人。“第一次他说要和央视筹谋活动，周转3万块，成功后送我辆车，我就借了；后来又说要帮我介绍对象，还能帮我在天津买房；再之后又虚构了一个项目，说不用干活每月能分几万块，后来发现他的承诺一个都没兑现。” 张先生说，自己被马某某骗了十几万，马某某也蛊惑过他贷款，但他没同意。“每次都能被骗走点儿，2025年10月我把他微信和手机号全删了，完全不打交道了，远离他最好。” 张先生还提到，咏卿之前找过他，希望联合起诉马某某，觉得“人多力量大”，但他觉得报警没希望，若是去法院，就算告赢了，对方如果没钱也是白折腾。 同时，张先生证实，马某某已婚。他说，2019年5月，马某某在北京结婚，当时婚礼是在北京四环的一个酒店办的，他也去了。他认为马某某欺骗咏卿的手段属于“高端婚骗”。 对于是否和咏卿恋爱并同居的问题，马某某全盘否认，称他和咏卿自始至终都是合作关系，“她曾邀请我去她那里，但我从没去过”。当被反复追问其婚姻状况时，他没有正面回应，只说他是否结婚和这件事无关。 关于“是否让咏卿办贷款、并将贷来的钱给他用”的问题，马某某直言“没有这回事”，他表示，自己与咏卿实为某聚（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伙人，双方签有股权协议，且股权为代持形式，“如果她不想持股，我们每月都在回购她的股份”。 那么，咏卿是否遭遇了婚骗？婚骗是否属于刑法的范畴？男方让女方贷款，女方贷出的钱马上转给男方，这种操作是否违法？女方与男方签的6组关联协议，是合作还是诈骗？记者咨询了法律人士。 北京市万商天勤（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罗震东认为，就本案涉及的感情欺诈及“骗婚”问题，恋爱本身并非民事法律行为，因此“骗婚”行为虽违背道德准则、应受道德谴责，却无对应的法律制裁依据。即便男方存在隐瞒婚姻状况的行为，该行为也不符合《刑法》中重婚罪的构成要件，无法对其追究法律责任。针对男方让女方为自己贷款的行为，需结合主观目的与客观情形区分定性：若男方无非法占有目的，且女方系自愿帮忙贷款、未受欺骗，则双方纠纷属普通经济纠纷；若男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隐瞒婚姻状况、假意恋爱骗取女方信任进而诱导贷款，且获取资金后立即转移或挥霍（数额较大），则涉嫌构成诈骗罪。 此外，对于双方签订的6组协议，需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项目真实性及资金流向综合评判：若公司真实存在，且女方对合作事宜有明确认知，双方争议仍属经济纠纷，可能存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形；若男方虚构公司经营状况与合作项目，以此骗取女方资金，则涉嫌诈骗罪。 最后，罗震东律师建议，女方若不服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可申请复议或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若认为男方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也可直接提起刑事自诉；即便选择提起民事诉讼，若法院审理中发现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也会驳回起诉并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则从另一角度分析，他认为“骗婚”在法律上并无独立罪名，其本质属于婚恋型诈骗，最终需纳入《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制范畴。区分普通婚恋纠纷与婚恋型诈骗，核心在于三点：其一，主观目的，关键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财物为唯一或主要目的，而非真心建立婚姻关系，本案中马某某隐瞒已婚事实与咏卿交往，全程未提及婚姻登记，反而持续诱导女方贷款，符合诈骗的主观构成要件； 其二，行为手段，需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系统性虚构事实的行为，马某某的欺骗具有复合性，既隐瞒已婚身份实施身份欺诈，若编造资金用途则构成项目欺诈，同时通过签订协议实施合同欺诈，其行为形成完整欺骗链条，远超普通婚恋中的夸大陈述，且无实际履约意愿； 其三，财产流向，重点核查资金是否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或约定用途，本案中咏卿贷款所得资金大部分通过第三方账户转移，自身既未使用也未获得任何收益，资金全程由马某某控制处置，符合诈骗罪“非法占有”的结果特征。 赵良善律师补充，欲证实马某某涉嫌诈骗罪，还需补充两类关键证据：主观层面，可收集马某某明确表示“无需还款”“资金可随意处置”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直接证据，或资金挥霍、转移、隐匿及无还款行为、逃匿失联等间接证据；客观层面，可通过张先生证言、婚姻登记信息证实身份欺诈，通过核查公司业务、项目备案情况证实项目欺诈，通过协议虚假性证据证实合同欺诈，若有银行面签时的录音录像或工作人员证言，也可印证马某某的误导行为。 此外，此案中涉及的贷款模式，其实都是“名义与实际用款人分离”的借贷模式，马某某利用咏卿征信套取资金，违反金融监管规定，咏卿作为签约人仍需向银行还款。若咏卿能举证银行“明知实际用款人”（如银行与马某某串通、未核实资金用途），可依据《民法典》第925条主张借款合同直接约束马某某，但本案中银行面签时马某某刻意隐瞒，咏卿举证难度极大。 对于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协议，赵良善律师认为均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这些协议的真实意图并非履行合同义务，而是诱导咏卿贷款、让其发生资金安全有保障的错误认知，本质是马某某实施诈骗的工具。协议无效后，咏卿可主张返还已支付的“投资款”，但需通过刑事追赃或民事诉讼实现，且该主张不能免除其对银行的还款责任，马某某基于无效协议取得的资金属违法所得，依法应予以追缴并返还给咏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