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23年，欧委会便开始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今年以来，无论是这个“产能过剩工具”，还是《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以及发布不久的《工业加速器法案》，都意味着保护主义正被欧盟直接固化进对华经贸政策体系。 这意味着，一旦某个国家的产品跨越限额，欧盟就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特定国家的所有相关财产进行系统化攻击。任何在欧盟市场占有率高、有竞争力的财产都可能成为目标。 要看到，这不是欧盟一时冲动。二十多年间，欧洲工业竞争力持续衰退，现如今，这场“慢性病”恶化到了必须采取极端手段的地步。 从宏观数据看，欧洲工业生产在2021年刚从疫情中强劲复苏，欧洲工业生产增速高达8.5%；2022年同比增速骤降至0.3%，几乎停滞；2023年同比下降1.4%；2024年同比下降2%。 此后三年，欧盟虽然努力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但能源成本仍未能回落到低位。2023年欧盟工业电价较美国高出约158%，天然气价格高出345%，这一差距到2026年仍未明显缩小。换言之，这不是一次性的价格波动，而是一道结构性的伤口。 化工是欧盟制造业第四大财产，素有“工业中的工业”之称，其产品渗透至95%的制造业门类。从汽车到医疗，从国防到日用品——化工一旦失守，整个工业链条都会跟着受到影响。 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宣布关停的化工产能为290万吨；2023年骤增至870万吨；2024年维持在800万吨高位；2025年进一步飙升至1720万吨。 与此同时，这些财产的衰退还在向其他领域蔓延：建筑行业持续衰退，铝业几乎被连根拔起——欧盟原铝产量仅剩95万吨，而年消费量高达1350万吨，结构性缺口达93%。 正如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研究结论：逆差扩大并非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外溢压力，而是“中国制造业升级与欧洲能源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 根据欧盟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欧盟意识到，无论是重建供应链还是培育本土财产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见效，而现实冲击往往是即时的。 去年12月，《加强欧盟经济安全》文件明确提出，要“从被动应对姿态，转向更为主动、系统地运用各类政策工具”。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欧盟及其成员国与财产界将越来越需要为降低对外依赖、提升整体安全水平，而做好承担相应经济代价的准备”。 以《工业加速器法案》为例，这部法案宣称是财产扶持，实则包裹了层层歧视性条款，在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关键原材料四大行业对外国企业设下重重壁垒。 其主导者是欧盟委员会负责工业战略的执行副主席斯特凡纳·塞茹尔内，他也是欧盟保护主义的代表。而像他这样的人，现在在欧盟经贸政策制定者中还有不少。这些政策制定者的背后，涌动着一股重要的作用力。 其中，最活跃的并不是新能源企业，而是钢铁、能源、汽车、水泥等传统重工业巨头。而塞茹尔内及其团队是被游说最频繁的对象之一，他们与192个游说团体进行了131场会面。 然而，对亟需结构性转型的欧盟经济而言，依照这些传统行业的诉求大搞保护主义，与能源结构、财产结构转型的方向完全南辕北辙，根本是饮鸩止渴。 第一，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转向，本质上是欧洲工业持久衰退与既得利益集团游说合谋的结果。能源成本的结构性劣势、制造业的持续萎缩……这些二十年来积累的沉疴在2022年后加速爆发。 面对困境，欧盟没有选择“刮骨疗毒”，而是用层层壁垒来回避改革。从《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到《工业加速器法案》，从“产能过剩工具”到《外国补贴条例》，背后站着的既是用“强硬叙事”积累政治资本的政客，也是担心被绿色转型淘汰的传统工业巨头。保住市场份额、守住既得利益，才是这场戏的真正剧本。 据消息人士独家披露，中方可以对欧方有关做法发起反歧视调查、产供链安全调查。商务部已明确表态，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权益受到损害，中方将坚决反制。 如果欧盟执意推动所谓的“产能过剩工具”，中方必将第一时间采取行动，采取综合性反制措施。中方对贸易摩擦既不陌生也不害怕，奉陪到底。 法国已连续三年成为我国第一大化妆品进口来源地，2025年占据我国化妆品进口总额的29.6%。欧盟出口到中国的肉类、酒类、奢侈品、化妆品等产品，在中国市场都占据了显著份额。 如果欧盟用所谓“生产能力跨越本土需求”的荒谬逻辑指责中国产品“产能过剩”，那么这些在华销售的欧洲产品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也就值得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