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得到了华盛顿的授权？还是想挑战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的共识？”中方连发四问，强硬正告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你的言论确实越线”。 口出狂言，布伦森不是第一次干了。将韩国污蔑为“指向中国的匕首”“中日之间的固定航母”。这两句话本质是一个意思，在他眼中，韩国就是美国安在中国家门口的棋子，随时可以拿来用。刚上任，布伦森就炒作“战略灵活性”，说美军要腾出手执行其他任务。他也是这么干的，今年2月，驻韩美军就出动F-16战机在黄海我当面空域活动，引发中美战机对峙。 对于布伦森的这些操作，韩方充满警惕。韩媒挑明，所谓“战略灵活性”这话实质是允许美军在台海、南海等紧急情况下调动驻韩兵力与装备。对于“中美军机黄海对峙一事”，韩军方更是紧急致电布伦森，严厉谴责美方未经沟通、肆意挑动对抗，布伦森被迫道歉。 驻韩美军的越界行为不止于此。美军还曾向韩国基地“误送”一批具有活性的炭疽杆菌样本，揭开了驻韩美军在韩国多地开展生化实验的事实，要知道炭疽杆菌的孢子可以在空气中传播，1克就能造成百万人丧生，这致命隐患威胁整片东北亚安全。讽刺的是，这支四处惹事的驻军，每年巨额开销大多由韩国民众买单。出钱养兵，却被推上对抗前线、沦为霸权耗材，连韩媒都直言警示布伦森“越线了”。 美国军方自2026年2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不仅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更打碎了两个幻象：美国会在开战前征询最亲密盟友的意见；若盟友拒绝开放本国基地的使用权，便足以避免被一场已经启动的美国战争波及。相比外界广泛讨论的驻韩美军装备自朝鲜半岛“外流”至中东，危机时期更具深远影响的，或许是美国军事资产向半岛的“内流”。 在研究了这场军事干预行动初期的连锁反应后，笔者认为，韩国政府应超出过去那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争论，开始主动寻求制度化确认一种以后勤支援为核心的角色，以应对地区危机中将遭受的不可避免的压力。在“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的新时代里，东道国同意权这一传统屏障正在逐渐瓦解。摆在首尔面前的选择非常明确：要么现在主动定义自己的角色，要么被未来美国军事行动需求的既成事实所定义。 当前上演的海湾危机为“战略灵活性”（美国军方对驻韩美军提出的要求，旨在灵活调度以“支援地区纷争”，译注）的未来提供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案例。 2026年初，当美国向中东地区大规模集结军事装备时，海湾国家曾公开通知华盛顿，不允许将他们的领土用于攻击伊朗。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早在今年1月中旬便直接向伊朗保证，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空或领土发动进攻。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也亲自重申了这一立场。 由于伊朗曾明确警告：任何部署了美军进攻性资产的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因此，海湾国家担心本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海水淡化厂——将遭到伊朗报复。 至于海湾国家私下向华盛顿传递了什么信息，外界并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一旦战争真正爆发，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公开声明层面的拒绝与作战现实之间的落差，在美军资产部署到位后已经失去了意义。 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九个燃料囊被损坏，伊朗官方媒体（上）发布了带标记的图像，《华盛顿邮报》使用Planet的图像（下）确认了损坏情况 美国通过在整个中东地区增设“爱国者”与“萨德”防空系统，建立了一套事实上的多层导弹防御体系。具体而言，这些系统被部署到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科威特的阿里·阿尔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 与此同时，美国还刻意地区分了“进攻性武器”与“支援性基础设施”。例如，沙特的苏丹亲王空军基地成为E-3G“望楼”预警机与KC-135空中加油机的部署枢纽。这些装备平台对于美军空中打击行动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它们保障了战斗机得以深入伊朗腹地执行任务。 通过将这些军事资产归类为“防御性”或“后勤”装备，美军实际上绕开了东道国的拒绝声明，同时依然维持了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能力。卫星图像显示，基地里的预警机与空中加油机数量显著增加——而这些恰恰是协调数百架次深入伊朗腹地的空袭行动所不可或缺的关键资产。 近期的分析表明，像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AWACS）以及KC-135空中加油机这样的“支援性资产”，才是美国对伊朗作战行动真正的“核心”。它们被归类为“支援平台”而非“作战平台”，本来是美国在外交上的一种规避手段；而一旦伊朗开始系统性地将这些高价值“进攻支援节点”列为打击目标后，这种区分事实上上已经失去了意义。 在阿布扎比和迪拜遭遇导弹袭击并出现人员伤亡后，阿联酋放弃了中立立场，转而开始呼吁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美国协同行动，以进行自卫。 即便在乌代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后，卡塔尔仍试图寻求退出冲突的途径。尽管卡塔尔谴责针对本国领土的袭击，但它仍担心冲突升级为全面地区战争，尤其是考虑到它与伊朗共享天然气田。 战争持续两个多月后，一些中东国家——尤其是阿联酋——已经开始公开呼吁美国“完全解决（伊朗）”（finish the job）。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决定，也显示出战争加剧了该国对多边与地区机制的不满，并推动其进一步退出这些体系、利用扩大的石油产能，同时在地缘政治上更加靠近美国。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同盟关系，与其在印太和欧洲的条约同盟有着明显不同。例如，美沙战略防务协议主要建立在后勤与军售基础之上，而非共同防御义务；双方的关系核心更接近于责任分担与加深地区战略纵深。 相比之下，那些获得了全面安全承诺并设有美军基地的传统盟友，理论上应当拥有更大的否决权——美国的北约盟友就是例子。 但现实是，一旦韩美联合军司令部（CFC）或印太司令部启动高强度军事动员，围绕战争本身的压倒性需求，可能会让盟友的“拒绝开放基地”诉求变得毫无意义。 这一情景完全可能在朝鲜半岛及周边重演。《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是驻韩美军驻扎的法律基础，该条款规定：“大韩民国授予，美利坚合众国接受，经双方共同协议，在大韩民国领土内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空、海军部队的权利。” 华盛顿方面一直将“部署的权利”视为一项全面授权，允许其根据自身的全球战略需求来决定驻韩美军构成与任务；而首尔方面则持久主张，“共同协议”要求美方在引入新武器系统或将军力调用于地区冲突之前，必须经过专门的事先磋商和征求同意。2006年的一项外交安排解决了这一问题。时任韩国外交通商部主座潘基文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包含了一句话：“双方明确，美国尊重大韩民国的立场，即不应在违背韩国人民意愿的情况下令其卷入东北亚的地区冲突。” 2006年的这项谅解已在实践中逐渐遭遇侵蚀。2025年3月至10月间，美国陆军从韩国调走了两个“爱国者”导弹连及约500名人员，用于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自“史诗狂怒”行动开始后，尽管首尔方面公开表示反对，但驻韩美军调拨了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部件及弹药用于对伊朗军事行动。李在明总统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这种落差：“驻韩美军可能根据其自身的军事需求向海外派遣一些防空系统。虽然我们表达了反对，但现实是我们无法完全贯彻自身的立场。” 2025年的一份联合事实清单重申了2006年的声明，但几乎没有增加任何具体内容。其中没有设定门槛条件，没有建立通报程序，也没有设立能使“共同协议”具备实际意义的否决点。简而言之，华盛顿的单边行动已经超出了法律架构的约束。如今，行动上的不同比理论上的分歧更为重要。 现在有理由相信，来自韩国的拒绝可能已无法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构成实际阻碍。根据美国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报告中嵌入的战略指令，美国打算将驻韩美军作为一支“第一岛链”力量加以利用。将战斗机中队整合至乌山空军基地，并在群山空军基地进行永久性部署，便是很好的例证。 此外，美国已决定在日本设立一个美国陆军多域特遣部队指挥部，并正在考虑向韩国部署一个多域效应营（MDEB）。多域特遣部队装备有远程高超音速武器，不仅具备打击朝鲜的能力，还能打击北京及中国的主要港口。考虑到上述条件的成形，假设美军从这些基地发起攻击，它们极有可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视作合法的打击目标。如果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阻止美国夺取空中优势，那么无论韩国的意图如何，都将被拖入战争。 此外，反对战略灵活性的传统论点——即驻韩美军重新部署至朝鲜半岛以外会制造（半岛）安全真空，诱发朝鲜的机会主义行为——正受到韩国防务界内部的质疑。例如，一份分析2005年至2025年间朝鲜官方媒体的报告揭示，平壤并不将驻韩美军的角色变化视为一种退却，而是将其视作军事资产的“多用途化”。换言之，朝鲜认为这种调整是一种旨在最大化美军在朝鲜半岛作战效能的战略优化。 由于战略灵活性提高了驻韩美军的作战效用，这与朝鲜持久以来要求美军撤出的诉求背道而驰。有担忧认为，战略灵活性增加了多个地区同时爆发冲突及韩国被卷入冲突的风险，这将进一步破坏半岛稳定。据此，平壤认为“安全真空”论点是肤浅的，与对朝威慑力的减弱并无关联。 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连平壤自身都不相信（驻韩美军）重新部署会造成安全真空，那么支撑首尔方面对此事踌躇不前的“被抛弃”逻辑，至少有一部分是站不住脚的。相反，目睹了部署在朝鲜半岛的“萨德”或“爱国者”导弹投入实战，并意识到美军的机动性和全球投送能力之后，朝鲜可能会感受到更严重的威胁。实际上，韩国政府拥有比其设想的更大的回旋空间，可以在不引发朝鲜升级局势的情况下，界定一套经过校准的、范围有限的域外角色。 在“史诗愤怒”行动带来的众多教训中，有一点是明确的。为了在维持韩美同盟稳固的同时管控自身卷入冲突的风险，首尔应开始主动采取措施，而非奢求美国维持战略一致性。韩国防务部门必须就自身作为“模范盟友”的角色同美方展开直接讨论。 广义上，这应包括诸如在韩国周边及域外行动中，哪些驻韩基地将用于何种目的等问题。考虑到该议题的政治敏感性，韩国可以争取与美国建立一个联合战略框架，通过定期举行“一轨半”和“二轨”对话来拟定，以便在危机发生前协调双方的预期。 具体而言，首尔应聚焦于提出一份以提供后勤支援为主的方案，而非高强度的干预，并为不同程度的支援类别设定启动门槛条件。 第一，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应是自动生效的，在任何地区突发事件中，撤离行动均应涵盖经由韩国领土中转的美国、韩国及第三国国民。这可以建立在1994年《美国陆军野战手册第90-29号文件》及此后驻韩美军例行演练所完善的韩美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规划架构之上。 第二，当美军飞机执行防御性任务（即保卫盟国领土、拦截来袭威胁、支援从其他战区撤离非战斗人员的行动）时，韩方应允许在事前磋商的基础上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而在针对第三国的进攻性行动中，则需收回这一权限，并向韩国国会通报。 第三，应扩大现有的、在导弹发射和海上交通数据方面的情报共享，并增加两个特征：一是向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供基于半岛的通用作战态势图；二是为韩国设立一项选择退出条款，允许其不参与明确涉及美国进攻性行动的情报收集。理想情况下，对每一个门槛都应设定一个触发条件、一个韩国国内的审批层级（国防部、青瓦台、国会）以及一个通报时限。一旦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即可将其编入一项双边协议，从而为2006年的潘基文-赖斯声明提供实质性补充。 这条中间道路很可能会招致韩国国内两方面的反对：一边是要求全面参与（美国军事行动）的保守派，另一边是可能完全不希望卷入任何域外冲突的进步派。重要的是，这仅仅是一个起点。尽管众多评论文章花费了大量笔墨提及各种安全关切，特别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关切，但一场旨在厘清战略灵活性利弊的真诚的全民辩论尚未发生。在这样的讨论走向成熟之前，扮演为美国提供后勤支援的角色是最现实也是最理想的方式，既能履行韩国的同盟义务，又能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韩国并非两手空空地加入这场谈判。位于平泽的汉弗莱兵营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力量投送平台，而2025年的联合事实清单锁定了韩国对美国造船业价值1500亿美元的投资，这是美国国内工业基础难以轻易替代的。这些资产赋予了首尔真实的筹码，但前提是它必须利用这些筹码来塑造下一次美国军事行动的既成事实，而非仅仅作出被动回应。此外，战时（韩军）作战指挥权的成功移交，很可能将取决于一项韩美同盟之间的交易，这笔交易至少需要粗略勾勒出韩国将在半岛以外做什么、不做什么。而达成这笔交易的窗口期正在出现，也在同时收窄。